读《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按：无论是黄仁宇、赵鼎新还是金观涛，想论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为什么只有中国发展出了中央集权式的耕战科层政权和强国家传统，并在两千年历史中保持稳定没有根本性的转变。黄仁宇在大历史立场着重从税收等视角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底层基础，金观涛主要对超稳定社会进行了详细的结构性分析。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即从西周封建宗法设计到东周分裂竞争，长期、集中、频繁的战争如何推动了社会整体变革。
1 意识形态是文化还是经济？
无论是统一政权还是地区性割据政权，自建立起就将儒法建制奉为统治意识形态，同时寻求儒士群体的政治合作。赵鼎新和赵汀阳倾向于从文化归属角度出发研究这类问题，而黄仁宇、梁方仲等人注意到了断代史/跨代史中的帝制王朝税收基础，包括土地所有制、户籍制、征收、转运、基层执政、中央和地方关系等问题，这个研究方向更接近历史选择的本质原因。
简单闲话，如果要写一本历史穿越小说，首要解决的世界观问题不是政治军事事件逻辑，而是经济上的税收问题，由此引申到政治和军事领域，否则这位“穿越者”想要推行任何施政策略，甚至引入任何超时代的改革，都将是无根之木。
周鼎新在定义儒家精英阶层时用的是“儒家知识精英群体”这个概念。这是不全面的，就算不沿用马克思的理论，定义一个阶层首要关注的是其经济基础。我在过往的文章中坚持将儒家精英和士大夫等士绅阶层划等号，不仅是因为在帝制中央集权科层制政府内的儒家职业官僚能够减免税赋，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业官僚的众多行政权力中为首的是税收和军务，甚至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税收。
这一点决定了在较为原始、职责分工还未明细的科层制政府中，这些职业官僚即使自身不是来自于士绅阶层，他们与士绅阶层也有天然的政治同盟基础——建立在其共同的经济基础上。
统治意识形态一定是经济的问题，而不只是文化的的问题。
2 士绅阶层崛起的必然性
赵鼎新在分析秦朝速亡的原因时提出，其统治基础不是在国家与社会整体或社会某一阶层之间的契约关系上，而是在国家对社会彻底控制的能力之上。这里的某一阶层其实就是指受儒法教育的士绅阶层，黄仁宇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这里值得讨论的是，和秦国统一后的状况相比，整个东周期间没有因国家成为强控制的战争机器而引发上述阶级矛盾（二级封建危机是另一种矛盾），那么为何同样是科层制政府，秦汉统一后其职业官僚成为了一个具有鲜明代表性的阶层。
原因之一是东周时期频繁的对外战争压制、缓解了内部矛盾，但我们还可以从更简单的角度分析。春秋战国从分封贵族统治到法家科层制改革，这个时间跨度是数百年，各个国家政权建立在世代统治影响的地域之上。与之相比，秦汉政权不仅同样是在短时间内骤然一统的政权，同时在面对一个广袤、复杂的统治地域时几乎毫无可用参考的统治经验，从中央到地方需要处理、协调的行政/军务信息量级不再是少数统治核心能够有效处理的，行政权力开始分散。
权力的分散和代理一定会产生博弈和合作，如果政权对这个政治现实没有清醒认知，而一味采用高压控制，双方将失去合作的空间，转而变成更加激烈的斗争，其统治也会因中间阶层的缺失/失能和底层社会现实脱节，这种脱节的程度和规模是庞大的，最终导致自上而下的无效行政（甚至是负面行政），以及自下而上的税收失能。
3 语言的重要性
赵鼎新在分析西周军事殖民活动时，着重强调了“表意性”文字书写系统在跨地域规模土地和泛民族交流的重要意义，并借用Mann（1986）观点定义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硬件，进一步证明中国是古代唯一一个能够借助有限基础性硬件就能将广土众民抟成一体并绵延悠久的国家。
中国和欧洲封建历史的发展对比是一个大课题，语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我在过往分析中提过很多次。特别是在解释大一统精神认同（或称为“信仰”，赵汀阳）这个方面的问题时，包括地理、同质化的精英文化、广为接受的道德规范等角度在内的解释都需要一个重要前提：语言及其衍生的共同意义空间、逻辑方式、存在认知和群体认同。如果不从哲学层面解释大一统精神认同，而是停留在政治经济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够充分的。
4 竞争本质和税收
如果使用极端简化的概念，“国家”是统治阶级让征税行为秩序化的暴力机构。基于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国家要维持并试图扩大其能征税的经济总量，以从长周期波动较小的税赋比例中维持、增长其税收总量。农业经济中的经济总量控制和工业经济有本质区别，但从上述国家机器的视角看本质是一样的，即保持或试图占有更多有效的生产资料。
在古代农业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结构较为简单，即土地和人口。农业生产科技属于非核心因素，并非因其不重要，而是在古代长时间的历史跨度中没有引起社会突发性变革，也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农业生产逻辑。
工业经济初期，基于简单机械化和资本主义初期国际贸易进程，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人口、（工业生产）原材料和贸易渠道。从工业电气化开始到产业全球化、信息化至今的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只有技术（尽管历史还未定论），国家地区间的冲突也在战争的基础上演化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其程度和经济逻辑更为复杂。
5 道德崩坏和效率导向兴起
5.1 霸权政治保守化的内外影响
春秋初期礼乐崩坏，道德共识和伦理规范缺失，效率导向的观念兴起。赵鼎新提到军事冲突竞争是崩坏的成因之一，如果再往上追溯，则源于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王室过于理想化的天下结构设计（黄仁宇观点）。
从春秋时期晋楚弭兵大会到战国时期魏国西出，这段东周转型期（赵鼎新定义）可以看出一些整体上的趋势和规律。当跨地域的霸权之间走向保守，从而部分丧失地域政治主导权时，会引发一系列内外变化。霸权政治首先从内部开始酝酿利益斗争，并被更符合时代当下效率的利益集体控制或分裂（有时候周期会比较长）。这种变化一般先于外部变化，也会直接/间接引发外部变化。
从外部环境看，地域中的其他政权开始谋求向外发展，从而抢占霸权回撤留下的政治空白。时代的变革源头很难在这些政权中产生，但霸权内部变革的浪潮会影响到这些政权的选择，并且由于其自身既得利益阶层的历史积累、固化程度、绝对数量较小，这些政权最终的变革形式将更彻底、更加工具理性，也是最符合当下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状况的变革。
上述观点仅限于工具理性的范围内讨论，不涉及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本身就很难称得上效率和理性。
5.2 道德秩序和功利欲望
本书提到一个中国历史上延绵不绝的思想命题：道德秩序和功利欲望的紧张关系。这也是我在读历史时着重关注的方向，以期从当前事实上的道德困境、名义上的道德规范以及生产效率尚未完全解放之间的矛盾中分析一些本质问题。
东周历史后中国迅速进入儒法国家体制，并用理论化的道德规范影响至今。之前在分析黄仁宇观点时我曾提过，历史的这一种走向/选择，和中国当时政权的基础性硬件有限相关，整体上的最优均衡高度优先于生产效率和组织质量（这一点同样受到了西周政治制度设计的影响）。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的功利欲望不存在了，文艺复兴及思想启蒙自始至终就只做了一件事——“人”的觉醒，包括正视、认识、承认“人”与生俱来的功利欲望。儒法国家体制包装处理了社会的功利欲望。一方面限制欲望滋生，包括抑商主义、重文轻武；一方面是规范功利出口，将官职身份凌驾于一切社会经济事实之上。
要想真正、彻底地打破这种（儒法）道德牢笼，从顺序上推演，需要自下而上的由利益竞争引发的道德伦理崩坏、新兴利益阶层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新兴利益阶层逐渐获取话语权和政治权力，直到最后产生一个与新兴利益/生产方式相适配的制度体系，同时也再次通过相对公平法来规范利益竞争秩序。
5.3 意识形态的渗透
尽管百家争鸣是一场国家“统治术”的百花齐放，但对比欧洲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当传统道德伦理难以规范社会秩序时，新兴利益阶层如何通过奉养、资助哲学精英从而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
这些哲学精英通过建立系统化的理解、设立私学教育（欧洲的大学教育），并用符合新兴利益发展的哲学理论模式化创造精英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向新兴利益阶层输送，同时还完善了系统理论，并向其他需要建制的领域深化，推动这场由历史、现实和新兴阶层发动的变革真正成为全面的社会变革，并最终实现新兴阶层的政治权力。
这么看的话，胡适当年提出的教育救国并非全无道理，但这种教育的重要性应当放在第二环节，在这之前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变革的中坚力量（新兴利益阶层）是否已发展、积累到足以启动这场变革的程度。
6 闲话
赵鼎新在反驳“七国统一源于民众对统一渴望的意志”时，提出“政治表达”这个概念，进一步证明了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历史的变动根源不是来自于人民的意志。不仅是因为人民缺乏任何形式的政治表达，同时还有统治精英对知识、信息垄断带来的认知缺失，人民的自觉意志难以产生，更难以构成意志群体。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人民是被统治精英影响控制的，最终历史还是精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