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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日又重读了Karl 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在美国发布第二版印太战略、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战等事件接连发生的时代，重读西方政治经济历史、试图理解其国家和国际政策脉络是有必要的。经济衰退不能抱有幻想，新的冷战更是不可避免。

0 读西方历史

关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的演变历史，我提供几个阅读思考的角度：

• 西方历史与西方当前状况辩证比对；
• 西方历史与世界发展状况相联系；
• 西方历史与中国发展状况辩证比对；
• 中国发展与世界当前发展相联系。

这几种朴素的思考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空想主义，由此产生的体会和归纳结果更为准确，也更加全面。

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那个时间所处的历史阶段总是比过往历史要复杂得多，因为处于那个时间的思考者无法像后世的人一样掌握大多数已归类的、重要的信息，难以推演历史的走向。认知到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调整立场，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带着上帝视角在看过往的历史，从而将立场视角有意识地调整到历史事件和人物上，避免很多主观的错误判断。

1 “和平工具”

国际金融并不是设计出来作为一个和平工具的。国际金融的动机是图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必然要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后者的目的是权力与征服。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政府都会经由国家力量之使用与增强来努力达成。

现在来看，国际金融与政治挂钩的理论有些单薄了。在美元结算体系的框架里，任何要和政府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图利市场行为，甚至要打开国外市场才能超额获利同时还能巩固并加强政权的行为，都应并入讨论范畴。

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军工复合体，虽然其资本仍是以实物承载的方式流通，不像金融那样能够行使抽象资本的“市场特权”，但在政治经济方面产生的影响仍然超过了一般市场主体，并和国家安全紧密挂钩，更趋向于政治目标。

2 圈地运动

英国经得起圈地运动的灾难而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都铎王室及早期斯图亚特王室运用皇室的权力来阻缓经济进步的速度，直到进步的速度达到社会所能忍受的程度——使用中央政府的力量来救助这个变迁过程中的受害者，并且试图把变迁过程导引到比较不具破坏性的方向。

要充分认识到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新经济形态）可能会引起市场的无序和失灵。圈地运动中英国中央政府的行为类似于计划经济手段，而要深刻地认知到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剖析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在什么方面。

• 生产关系的进步：从广泛的社会层面提高劳动总量。
• 生产要素：单个生产要素的集中或价值提升；多个生产要素之间的流动和相互影响提升，推高经济总量基础。
• 市场的扩大。

一个商业社会里的机械生产，实际上就是将社会之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转化为商品。

也可由此来分析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特质与影响。

在机械生产中，社会之人的本质（劳动）+自然的本质（生产资料），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革新转化为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人与其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人的异化。

而在数字经济中，自然的本质比重变小了，生产资料变成了数据——一种社会之人与自然之间的固有信息和运动状态的“描述”，由数据生产出来的商品，实际上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半成品”，或者说是一种催化剂，要和真正的“燃料”结合才符合上述市场增长的前提。

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异化将更为严重。反过来讲，数据商品的大规模生产需要一种更为革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不是当前延续机械生产的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目的是为了矫正其作为市场增长的基础而非市场增长的目的。

3 非经济动机

一般而言，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的行动是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生产及分配的过程并不与占有物品这个特殊的经济利益相联结；相反，这些过程里的每一步都配合着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经济制度都是由非经济的动机所推动的。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

一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广泛意义上的财产私有制难以被接受，长期以来人可用部分财产私有的方式实施契约交易，但种类稀少且多为货币意义之外的资源，例如地契和卖身契。

二是社会资源总量的匮乏，导致粮食成为也必将成为唯一的财产标准。

三是在粗糙的生产方式裹挟下，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会越发严重，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安全动乱。

以上几点共同决定了在农耕/游猎政权的环境里，粮食为主的经济形态不可动摇，任何对其具有负面影响的行为都会被社会边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人与宗族、人与社会的关联，是“人”而非生产资料。在这个前提下，生产资料的重要性不如工业革命时期，而土地和人口这两个生产要素如果粗暴地理解为生产资料，其后果便是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依附和关联。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中，非图利的经济行为法则严重依赖宗族而存在。宗族/氏族在政治层面上和西方历史中的家族（house）有本质区别，仍然是皇权下的依附品，或者可以理解为枝干。

这一点上甚至与宗教都不存在过多关联。

4 行会现象

在行会制度之下，生产活动的动机及环境都是包含于一般的社会组织之内。师傅、熟练工及学徒之间的关系，同业的相互关系，学徒的人数，工人的工资等都受到行会及城镇之习俗与规定的节制。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建立初期，工业制造业的行会现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是相应市场产生利润的空间（尤其是个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仅以所生产的实物商品体现，也即依靠流水线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建立的市场规律导致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这是由劳动力市场需求有限造成的。

二是工业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业制造业进一步分工，分工也会推动工业技术进一步发展。而和以体验价值为重的服务业相比，工业实物商品的生产门槛较高，共同导致了工业劳动力在每个垂直的分工领域或产业大类中都相对封闭。

三是我国工业制造业发展建立在计划经济和国有工业体制上，编制身份问题、不完全市场竞争、生产要素流通不顺畅、以工代学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固化了行会现象。随着国企混改的浪潮，相当一部分较为封闭的国有产业面临逐渐开放和融合，它们也必然面临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初期遇到的技术人员管理难题。

5 逆全球化

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世界的理想仍然是国际主义与互依互存，但另一方面却奉行民族与自力更生的原则。自由的民族主义变成国家的自由主义，其特性是对外走向保护主义及帝国主义，而对内则走向垄断的保守主义。

由这段历史观照当前世界，经济自由主义的峰潮已明显衰退，应该说整个20世纪的全球化过程在苏联解体的时刻便已开始转折，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产业将这个过程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这场波澜壮阔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宣告转向。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一战前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经济贸易互相依存和民族主义这两点。

在上一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在不断扩大，相对平和的世界安全形势保障了全球工业的自然分布。就算遭遇了次贷危机经济全球化开始回落，工业生产也没有及时调整这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变化（这里无法忽视美元结算体系的建成）。

在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盛行的当下，全球资本市场缺乏新的内生增长动力，也同样缺少新的大规模市场，民粹和保守将会持续下去，经济贸易最终也不得不为这种政治上的转变作出调整。

纵观2022年的俄乌冲突，在历史和政治原因都被剖析过后，我更愿意讨论今后的走向。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解决路径是，俄罗斯在得到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后，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庞大的俄国和东欧市场，并深度融入欧盟、中亚、东亚的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崩溃前用一个大规模的新兴市场提供缓冲，等待下一次技术革命。

但本质上，这是将俄罗斯市场作为剥削的对象，以支撑颓废的世界经济平缓运行。但俄罗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采取“末日堡垒”式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为建立一个韧性强且不怕制裁的独立经济体提供了基础。反观俄罗斯民族的政治诉求，已不愿也不能再建立一个超民族政权（苏联）。普京政府发动这次乌克兰战争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修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国的政权合法性，并为后普京时代的政权合法性开篇。

如果俄罗斯经济市场无法打开并良性发展进而影响东欧地区，东欧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温床。在那个地区的历史中，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都将打破“图利行为才是生产活动的一般诱因”，并且不承认财产私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在市场社会无法运转时出现的，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种始终存在的政治可能性。而且在一些较小的、本质上有依赖性的国家，法西斯主义更容易利用反对对外屈从的精神，并将这种趋势作为政治基础。

两种极端对立的政治立场有时候不是线的两端，而是圆圈上相邻的两个点。

沙皇从未被秘密处决。而在沙皇的西边，极左和极右有时也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