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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期重读了Max Weber《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一书，重观了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源由，颇有一些感悟。

1 集体化社会结构

中国的历史上，个人几乎都要依附于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群体存在，包括氏族、手工业或商业行会等。再特别地来看官僚体系内的个人，皇权官僚体系历史久远，从封建封臣家族到氏族宗族、政治门阀，这一系列的演变已经远超一般社会群体的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几乎不存在个人自由意志的历史。

而在这样一个只能通过攫取权力实现上升的社会中，从来都是对人的影响和掌控。中国历史只存在一种超然资产：人。并由此产生了人作为人和人作为资产的矛盾，以及诸多贯穿整个历史时期（甚至沿革至今）的文化特点和民族属性，造成这些的原因无外乎一点：人的重要性远在事物本质之上。

这大概是我们民族在史前面对广袤连续且适合耕种的土地时，自然产生的对人口规模的焦虑和渴望。

从封建时期到建国后（包括当今部分方面），中国强制/半强制的集体化社会结构，本质上还是因为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中央政权国家资源总量有限，要确保有限资源在总体上平稳可控，并在特殊用途（例如战争）中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及强制/半强制地实现资源生产和积累。这也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群体的关联。

换经济角度看，氏族集体在历史上是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纯粹市场的资本主义难以产生和发展，其必要的契约精神、信用体系等基础设施难以构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个人信用很大程度上靠氏族等集体的共同保证，直到当今，团体身份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市场行为基础，信任成本相对较高。

2 天道自然

儒教中神衹向非人格化演变，固然有程朱理学在经义上的贡献和影响，另外我认为也是长期大一统封建层级社会以及农耕经济社会共同催生的现实主义需求。层级社会的统一与稳定限制了个人自由（特别是身份自由），农耕经济平稳缓慢发展也限制了浪漫冒险主义。

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最高道德标准就是天道，就是世界和自然运行规律的特点：无我（非人格）、平和、同质同构、高低尊卑、群体认同、稳定不变。

在古人的朴素唯物观看来，天地自然是永恒不变、和谐发展的。将这种观点置于一个统一层级社会、氏族/行会集体化社会、农耕经济社会中思考，对总体利益而言，这个多重形态共存的社会不求个人的天才突破和英雄作为，只求整体结构的可持续运行。而在工业革命的道路上，对能量的创新使用让西方在动荡后进入了更高级的稳定态（或者是西方长久以来都未曾实现的稳定态），从而导致了两种社会体系的碰撞和变革。

工业社会的稳定态，是从封建社会“诛杀独夫”的价值观念转变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对独立，通过提高单个主体的生产水平和有机团结规则，从而整体提升社会运行和生产效率。这个社会中的个人，理论上不会因为期望他人的道德标准施加自身从而规范行为，不以自身以外的任何群体作为第一行为准则，而是以法律为最低标准规范自身，并将事物的客观事实放在所有道德标准前。

再纵观中国的历史时期，社会分工的难产、技术官僚的失声、纯粹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滞缓，除了社会和政治原因外，上述儒家的价值观追求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以天道自然、和谐平稳作为目标的价值体系，其追求的是一个宏大抽象的总体目标，一切向专业化发展的努力被认为是钻营谋利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的教养。

这并不代表儒家文化无欲无求，其教义只重现世，实用功利性极为明显。关键就在于儒家的终极追求是道德和地位（也即权力）的双重进步，除此之外皆是末流。而当时代真正来到需要精细化分工才能适应生产关系需求、需要个人对私利的追求从而推动资本积累时，这种价值体系便会成为守成守旧、逃避风险的完美借口。

此外，天道自然、和谐平稳，天然与工业社会对能源利用的需求以及改造自然的结果相斥。在该价值体系下接受教养的思维范式在潜意识中对工业式生产是拒止的，从而推迟甚至掐灭了资本主义萌芽。

3 新文化运动

阅读的过程有助于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和天然缺陷。

进入历史时代后，“中原王朝”概念贯穿了和平与动乱时期，社会普遍认为在境内是不存在义战的，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才真正重新进入了全民战争的状态，上一次在思想上真正接受这个理念还要追溯到史前华夏统一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空前的通信组织、资本动员和军事理念水平，战争形态是被迫遭受且不断扩大的，传统儒士阶层奉行的和平主义和现实需要产生了剧烈冲突。

起初，意识形态尚未在中国主流精英阶层形成流派，但各阶层均已意识到，要在反对旧有思想的前提下构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基础，是以新文化运动必然发生，并从最初诞生起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工具，而非真正自下而上、历史悠久的自我觉醒。

4 对当前中国的一些思考

4.1 军事工业发展

儒家本质上的和平主义和以内部政治安宁为价值取向等基础，决定了类似于美国那种军工复合体和军事性政治外交战略难以出现，也不符合政治主流。而要在两个体系的对抗中取得优势，就必要要先了解对方的文化体系，并将其可取的部分融入到现有的和固有的儒家文化中。分析未来军工体系的发展，要同时考虑短期战略目标的影响和长期宏观的内部政治经济民生大局。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结构暂难判断，我认为军事工业和民用领域的结合会更加紧密，而且在军事工业立项或资本运作的过程中，民用转化市场潜在价值的重要性会大幅提升。

4.2 改革开放对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时，文革初定、百废俱兴，在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启用理性行政理念的人。而经历了文革的影响后，当时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恢复高考和干部年轻化。这批年轻干部在相对较小的年纪便晋升到了较高的权力阶层，其福荫子女成长发展的时间窗口期被拉长。

此外，市场经济诞生后，以及在未来有可能实现的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中，相对而言公务员薪酬水平难以应对高房价、教育成本等问题，没有家庭在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支持的政治素人占比会越来越少。

这些都将可能导致未来出现新型门阀政治，以及一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氏族联合体。

4.3 法律体系的进步

理性行政、形式法律等抽象产物并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的需求衍生出的结果。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资本总量和人均可支配资源仍处于相对低位，市场的发展和成长仍然需要一段时间，现行司法实践也同样要为实质的公道让步。

然而，市场经济的萌芽已经扎根，未来的法治体系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健全，这是一个客观趋势。只是处于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我们有时会迷茫。

5 总体感想

忠孝文化几千年，其本质是在广袤领土和大规模超民族社会中实现和谐和稳定，其手段则是儒家的道德行为纪律。这种价值观层面的纪律体系会客观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状态。在原始生产关系中，这种纪律可以高效地组织生产要素，但忠孝文化是有悖于事物客观本质的，至少在工业社会组织效率上会落后于时代。

人力时有穷尽，太过刻意追求总体上的和谐，必然会步入混沌迷惘的误区，而天道自然这样的终极追求又会过于强化并孤立自我意志。

天道自然的规律长久存在，关键在于认知方法和勘破自我束缚，恭顺天道的忠孝文化不可取，支配自然的掠夺文化同样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