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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述史以祭祖，道古而论今。年末读完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对儒家伦理社会再生新的思考，以观内心困惑，并作前文补充。

1 消极权力

随着组织体系和管理技术的进步，政治权力伴生的社会治理和掌控水平也会逐步提升。事实上，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和掌控能力已经是空前强大，直接正面政治冲突的运作空间越来越小。

但是要充分重视“消极权力”这个政治概念，消极权力是可以释放政治力量的。“躺平”和不生育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的社会现状也是提醒。任何政治行为都是有代价的，重点在于如何平衡，以及如何实现共同体的善。

这个反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产业投资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济权力的困境

由欧洲历史反观我国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发展至今仍然缺乏有效的体制外“议价”渠道。近年来的腐败和产业乱象，也是发展到一定规模的经济阶层在体制内钻营运作以期谋求权力的一个结果。

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承认政治权力和经济领域之间存在博弈，无论是市场层面的经济行为博弈还是超越市场层面的社会政治博弈，以及能否容许这种博弈在一定范围和环境內有序开展，并发展为非零和博弈。

国家社会有四种形态的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其中相比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更能获得社会主导权，其绩效合法性也超越了其他类型的社会权力。广义地讲，政治是为了最广大人民能实现的最大的共同利益；狭义地看，政治也是为了能够代表社会资源调配的诸多利益集团的最大共同利益。和其他权力相比，政治权力是可以相容的，而其他权力是排他性质的，甚至以“完全消灭”为排他目标。

而在儒家体系国家中，政治权力是所有纲常伦理的终点，至少在价值观层面的主导性远超非儒法国家的政治权力。所以关于国家是否承认政治权力和经济领域之间存在博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是有答案的。

3 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市场经济，和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虽然两者在商品生产环境和市场交换环节均提倡私域导向的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但我判断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侧重的方向仍然是优化市场交换环节，而非推动由私人资本控制主导生产环节。

进一步分析，当前私域导向的理论/工具理性尚未完全建立，甚至还困守在儒家伦理体系的公共导向价值观內，生产环节基本由国资主导或影响，特别是总体装配制造以及产业核心链路，市场交换体系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社会资本应当重视并利用好的关键问题。如何在儒家文化体系內，将社会资本逐利、灵活等特点用在促进全国大市场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进而促进现有生产环节降本增效，以至推动理论/工具理性的发展，决定了社会资本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和生存空间。而这些事国资和行政体系难以调整完成。

但同样要认清，社会资本可以积累财富，但不能向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过度扩张。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动者斗争产生的结果，经济行动者从来就不具备斗争的基础。同时还需注意积累财富的过程要能推动国家社会整体的历史性积累。

国家的进步重担有相当一部分压在社会资本肩上，要认命，更要破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