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战历史的一点思考
按：俄乌冲突仍在持续，历史关注点已由传统意义上美苏意识形态方面的冷战对抗，转移到地缘政治方面的美俄大国对抗。这段期间我重读了冷战历史——由John Lewis Gaddis写的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1 战争是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
对一个国家的军事工业产业而言，首先要辩证清晰的是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
广义地讲，武器装备的战略用途有三个：
- 守备。
- 进攻。
- 威慑。
在广泛的战略用途范围内还有战术用途，包括杀伤敌方有生力量、侦察、防卫反制、隐蔽保护、后勤保障。
在军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多思考战略用途和政治目标的关系，而非始终陷入战术用途的层面，一味追求技术和体量的突破。
2 核武器的打击目标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
一旦爆发核武器参与的全面战争，具有战略纵深的大国应对核打击的空间较大。换句话说，核打击的直接目标是摧毁国家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并不能赢得战略纵深的全面胜利。
从这个目标来看，任何突发的、大规模摧毁一个国家工业经济基础设施，或者破坏其正常运转可能的手段，都属于核武器的衍生和变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虚拟资本的扩张和调整影响可以作为一个佐证（酌情参考关闭SWIFT体系）。
俄罗斯近年来采取的“末日堡垒”型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为了应对遭受经济“核打击”后的生存和反制手段，夯实军事、能源和农业领域基础，理论上能够在任何模式的经济核打击下快速调整并获得生存空间。
反观国内近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和双碳战略等大项方针，也在逐渐做好准备，应对中西方经济脱钩甚至经济全球化崩溃的局面，只是在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中体现得不那么明显。而且中国的经济体系与苏联/俄罗斯那种能源出口型经济有本质区别。
据此还可以推测，下阶段国家可能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特别是守备型的军工装备和技术。事实上，在2022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国防支出比2021年增长7.1％。
3 意识形态之争
当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提出具有颠覆意图的存续合法性质疑时，视国力对比和政治需要，被质疑的政权通常会从公道价值观和“判例型”政治事件来回应。所谓“判例型”政治事件就是以提出质疑的一方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政治行为来反驳其提出质疑的合理性。
当前国际政治安全形势越发紧张，政治不互信的问题越发严重，独立自主的理论尤为重要。
判例型回应是以他国的政治理论体系为出发点，试图使他人更高效地理解自身行为。而这种模式在政治不互信的状态下没有多少效果，反而会被理解为欺骗、混淆视听和理论曲解。要充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公开阐述自身政权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来源、施政逻辑、外交原则等一系列内容。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在采取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前发表的公开宣言理论性还不够，叙事型“檄文”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无法取得最好的效果。
4 美国全球事务的政治心理
时间回到一战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其中包括民族自决原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美国在政治理论的认识方面从未认为自身与世界各国是一体的，这是一种超然的、带有优越性的、在理论上便将自我与其他存在区别对待的政治心理。
美国自身是一个超民族主权国家，但是在美国的建国理论中，他们是一个自由王国，其人民都是不带任何标签和归属的自由之民，也即美国不认为生存在国土之内的人民有民族之分。这种心理加上天然优越的地缘政治优势、自由市场对金融虚拟资本的吸引和增幅影响、欧洲民族冲突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因素，给予了美国资产阶级攫取世界工业发展成果的机会，也为上述政治心理提供了表面上的合理性。
这种理论与美国二战前选择不参与国际事务、二战中期与后期又转变为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政治逻辑没有关联，反而是一脉相承的。
这也是传统的中央政权无法理解的政治心理。
5 西方民族统一的矛盾
自二战后一直到东欧剧变期间，可以观察到苏联中央政权和各加盟国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与利益纠纷，能且仅能依靠威权统治来维持。这种超民族西方国家的统一失败说明西方对于国家政治的观念始终是比较狭隘的，“民族自决”原则泛行并且超越了意识形态。
上文分析了美国在超民族国家统治方面的心理，当然也可以拿来对比中国的政治历史。
凝聚其中的民族属性是民族理念存在的重要基础。从民族属性看到民族文化层面，民族语言又是最重要的文化属性之一。而在语言之上能够凝聚民族意识的还有文字。
汉字在历史上存在较为久远的统一范式，影响并事实形成了历代泛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且不受口语发音的影响。这一点是西方“字随音走”的文字系统没有办法实现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历代中央政权都能将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凝聚起来，形成民族文化属性的大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