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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期在读历史和哲学之余，偶然看到一本论述中国志怪文化的书《万变不驯：中国古代志怪世界的秩序逻辑》，结合历史和古代政治来看，中国古代妖怪文化和妖怪叙事的历史性值得探究。现将相关读书笔记作个总结。

1 妖怪叙事的历史性

从古籍归类的角度看，妖怪文化叙事在萌芽时归属于“史”类，到唐宋时期逐渐成熟之时，其相关著作的归类介于“子”和“史”之间。

按本书所引用的刘晓峰等人观点，妖怪具有超现实性，同时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界限。结合笛卡尔第一哲学原理、黑格尔等历史哲学，以及中国当代历史哲学家的中国历史观分析，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始终尝试在各类软硬件基础设施均不完善的条件下打开秩序的想象空间，从社会、风俗、等级、责任、善恶观等方面创作叙事，并以“史实”等方式记述流传。

这类长期的、集体的民族文化行为，本质上和《春秋》《左传》等历史记述的产生相同。一是借君王和圣人的形象（及其言行），试图在未来的时间定义、催生新的意义；二是借用妖精鬼怪和神仙的形象以“明志”。

以此观之，“六经皆史”的意义似乎穿透到了妖怪文化中，这一点对当下的妖怪文化创作及研究也有一定的哲学意义。

2 古代文化和“唐宋”节点

本书在研究志怪故事的过程中，将唐代作为时间上的重要参考节点。其背景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到达一个标志性顶峰，以及儒释道三教经历了长时间的融合，其进程趋于成熟。

作为参考，葛永海在研究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时（《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也将唐代作为重要的考察时间节点，并认为从唐代开始城市叙事的内容空间开始大幅延伸，不再是过去单一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叙事。至宋朝和明清时期，城市叙事的格局更显立体，其世俗性、商业性、地域性更为突出，人在城市生活中的反思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从其他方面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治理框架同样在唐宋时趋势完善，留给后人再行根本“创制”的空间较小。与此同时，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在小农经济背景下）加速了经济和信息的流通，超越政治性的群体“意义空间”得以拓展，并和民众的生活可能性交织。

3 “天人合一”和古代世界观

在本书的综述中，英国学者胡司德关于“人、妖相关性”的研究颇有意思，其观点主要是表达古代中国并未将动物和人完全分隔，而是纳入了一个道德性的阴阳五行宇宙系统中。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人、妖怪、仙神、无生命物和自然现象均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均未成为独立的、客观的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致力于研究的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非科学原理），即：宇宙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宇宙中的各类变化之间有什么联系，而非研究、解释宇宙本身。在这样的世界观框架中，宇宙万物、天下体系等概念均为整体的一部分。

从这一点开始，宇宙的物理构成及其原理，和宇宙的消长变迁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哲学道路。尽管从现在看来，那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在用空想作解释，试图填补未知的空白。

4 演变、矛盾和疑问

4.1 妖怪文化的演变

纵观中国古代妖怪文化的历史沿革，从最初对精怪的自然崇拜演变为对仙鬼的祖先崇拜，其后又发展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政治诉求的表达，其对应的时间分别为春秋战国、秦末汉初和唐宋，分别应证了西周宗族制的确立、汉初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学说的流行，以及唐朝前后儒道两家与东传佛教的深度融合。

在某种程度上，妖怪文化的演变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4.2 关于“价值观”的矛盾

分析本书对志怪概念的定义以及引用的诸多文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传说和妖怪叙事体现的价值观存在两个有意思又互相矛盾的点。

一是朴素的善恶观。大部分传说和妖怪叙事以人类生活为背景，所谓志怪皆为人类的善恶二元价值观约束，突出惩恶扬善的特点，或直观化身为惩恶扬善的超自然能力执行者。

二是功利的价值观。和西方神话中的原罪、苦难、救赎等概念（或底色）不同，中国古代的民众认为人只活这一世并立足于现在，在各类传说中也少有往生、第二世等假设，所谓轮回或登仙也是以本我人格为主。在此基础上，传说故事中充斥着对长生、超自然能力、预知命运吉凶等功利性的渴望。人是可以修炼的，无法修炼的人也能借用阴阳天地的伟力约束超自然物。当然，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功利性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本质上和西方所谓的“敬畏”和“虔诚”有了本质区别。

4.3 关于“人”的疑问

纵观书中引用的大部分文本，古代妖怪故事和民间传说基本还是以人的生活为主要背景和世界框架，这种以人为主的现世价值观已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但为何中国古代却始终未能超脱自然、将人作为独立客观的研究对象？

西方的思想启蒙是以人格代位神格，其超脱的是主宰一切自然和秩序的上帝（或上帝在人间的使者教会）。而古代中国要超脱的是一个完整、统一，又生生变化的阴阳五行宇宙，这种“天格”的神性概念比神格更庞大、更宏观，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帝制发展史中还融入了天人感应、伦理纲常、宗族等基本的现实基础。

在唯物的哲学原理和资本主义生产力未能形成直观冲击之前，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兼顾了宏观世界运行和微观生活秩序，以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具备能够质疑并打破该体系的各种基础。

5 论“鬼”的复杂性

在中国古代妖怪文化中，鬼这个概念的历史哲学色彩比其他“物种”更为浓厚。“鬼”“灵”“魂”“魄”等志怪想象的产生，同时反映了中国古代民众的多种意义追求和秩序构想，因此更为深刻。

从基本的层面看，鬼的产生反映了人最朴素的真实情感，并参与构建基于祖先崇拜的伦理秩序，它代表了对逝去之人的怀念和追思。同时，它也代表了人对长生久视的渴望。

在此基础上，人开始思考“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同样催生了人在死亡后的状态概念，其本质仍然是渴望保持生存。由此又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试图让现世的生存“活得更好”，因此通过“鬼魂”的人为册立、因果奖惩等假设在群体心理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实施调节，催生出“生人”心里的敬畏，试图起到“知死而生之有序”的效果。

同时在中国古代的妖怪文化中，人和各类妖怪（包括鬼在内）之间的边界较为模糊，因此存在“双向转化”的可能。由此人开始对死亡溯因，并以此界定死亡后的“好坏”，有时候这种溯因会追及整个人生的执念和怨念，这种集体的具像化想象又再次加重了“鬼”这个概念衍生的秩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