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程的问题
按：近期读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对历史观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刻的更新，特别是基本建立了“技术性”大历史观，学会超越意识形态和断代史去深读历史。在此将一些想法记录在案。
1 汉语言
汉语的表意性质在此处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阻止了以语言个性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碎片式民族国家最终会造成的离心分裂。
统一的表意汉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地域、发音等差异而可能产生的文化割裂和冲突。语言作为人的思想可以脱离“确在现实”而拓展至无限宇宙可能的体现，汉语可以称为半现实语言，缺乏时态概念，也缺乏精确描述抽象客体（可能世界）的能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意义正在于此，让基础科学的描述、理解和传播得以实现，同样推动了后续工业化分工和市场协作得以成型。
设想一下，如果要在元哲学领域更进一步，特别是对诸多西方现代化以来的概念空间逐渐无法解释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作出解释，可能需要再来一次深刻的“新文化运动”革新汉语语法。
2 欧洲的过去
总结来看，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四个重要因素：
- 贵族封建政治体制下的脆弱政权及其衍生的平衡与稳定，让大一统思想从未扎根，同时还有这种贵族对峙平衡产生的独立司法，以及对不可剥夺的财产权的权利认同。
- 地理上的割裂与贸易，即区别于大陆地中央集权统治内部的生产要素和货币流通。
- 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中转贸易和信息传播作用，让早期部分区域（包括古中国）的先进技术向落后市场外溢成为可能。
- 宗教改革使人的神性得以觉醒，并以此开启了现代性的故事，承认人的私欲，以及人对自然的观察、改造、支配的权力，同时还有文化的普及与旧阶层的结构溶解（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社会整体以客观事实及其客观发展规律制定规则并从事生产，而非道德。
道德永远是反人性的，虽然不一定是错误的，也不是不美好的，但人有不平等，有谎言，也有追逐私利的天性，规范恶，比推行真善美更符合客观规律。
3 历史的主角
黄仁宇通过大历史视角结构化地分析了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财政方面。他提出历史中国本质上是乡村经济联合体的概念，我一直以来的看法与其相同，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唐宋后期至现代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真正主角是谁。相比于中央统治集团，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地方士绅阶层，这是一个不断变化、持续流动替代且分布广泛又零散的阶层，难以形成政治自觉，甚至不能用团体来形容他们。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因维持统治和战争动员的需要，陆续开始了约束贵族、扩大自耕农规模、培养“非技术性职业官僚”的政治改革，因改革的差异而不同程度解决了日益迫切的直接征税需要。直到唐末至宋初的混乱历史时期，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世家几乎消失，士大夫及乡村宗族、县城官绅的重要性越发突显，直至成为皇帝控制广大社会底层结构的唯一选择。至此可以断言，赵宋、朱明、满清甚至蒋介石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征税机构，而最深刻参与并控制经济活动的是延绵不绝的士绅阶层。
这其中士为绅之体，绅为士之用。乡村宗族与中央官僚的割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大部分情况下二者是一体两面的结合体。尽管中央统治集团不得不选择依靠他们，但士绅阶层天然处于中央集权的对立面。大部分时候，包括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经济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中枢和士绅保持一致，根本冲突发生在经济社会运行的末端，代理权和执行权的权力运行出现了问题。但这一点被双方共同努力维持的静态大一统格局掩盖了。
《中县干部》描述了当前与近现代中国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小地主、土地等概念变成了基层干部和生产资料，而这里的生产资料大部分时候等同于行政许可。
4 明朝的问题
4.1 明朝的财政问题
明朝中后期，即15世纪中期以后，随着非技术性职业官僚群体（文官集团）的发展成熟，伴随而来的财政困难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矛盾：
- 文官群体的行政权与皇帝的统治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斗争；
- 文官群体内部的权力分割冲突，具体表现为剧烈的朝官党争；
- 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运转情况及治理需求，与成熟牢固但不充足、也不专业的文官群体之间的不平衡，具体表现为职能部门人力严重空缺、账目严重混乱、数字管理基础为零。
明朝财政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所有阻碍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综合矛盾，既包括皇权+士绅统治结构的权责失衡问题，也有在权力场域下技术的封闭性以及技术封闭导致的分工化难产，同时还有在一个封闭内陆国家中无休止的权力分割冲突及其导致的效率低下、缺乏宏观统筹等问题。这些矛盾在16世纪中后期尤为明显，万历皇帝在位期间，特别是在张居正死后的时间里，加速并严重恶化了原有的问题，并使帝国的统治部分失能，这比效率低下更为严重。
遗憾的是，明朝因为这些问题被清朝摧毁，后来者却没有深刻反思其原因，沿用继承甚至强化了这些矛盾。
4.2 明朝的军事问题
如果要评价自万历至崇祯历时27年对后金的战争失利问题，以及后来被李自成集团覆灭、又被满清“捡了便宜”这样的论断，不能简单地用历史的巧合性来解释，例如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未考虑到后金的实力变化而简单模仿“成化犁庭”作战方式，兵分三路导致最终失利；又例如崇祯个人性格的软弱多疑导致了明朝最后无人可用、无人能用的困局。这样的简单归因是不负责任的。
1618年，由建州三卫发展而来的后金集团事实上已经控制了辽东广大的乡村地区和人口，导致明军一贯以来的实地补给平乱政策踏空，而常年来针对蒙古民族威胁的军事后勤体系难以适应这种跨区域的调整变化，叠加海路废弛，以军备物资筹运为主的后勤动员效率极为低下。
此外，进入17世纪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以及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明朝已经进入事实上的货币经济，而财政体制仍然建立在实物税上，且没有任何调整变化的可能。加上前文分析的非技术性职业官僚的固有问题，以及皇权-士绅统治结构的固有问题，明朝中枢事实上已经丧失了经济控制和动员的大部分能力。
综上，如果只看与后金的战争，这个庞大帝国已是一个僵化、低效、丧失大部分物资和经济动员能力的空壳，而这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明军的作战能力由此受到剧烈的削弱几乎是必然的结局。
5 唐宋、明清和现在
5.1 帝国划代
黄仁宇在书中将隋唐宋成为第二帝国，将明清称为第三帝国，元朝为过渡阶段。那么可以推断，秦汉是第一帝国，而魏晋南北朝则是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发展的过渡阶段。黄仁宇区分这种历史阶段的方法是通过财政（财政而非经济）特点来判断的，这是一种区别于断代史和微观历史的全新视角和论断，兼涉上下、纵观全局。
秦汉第一帝国首先全面解决了一个统一中央集权集团如何取代“贵族+井田制”结构，从而将统治的触角触及到最广大范围的土地和土地衍生的耕税。唐宋第二帝国由于贵族和世家的盛极而衰、生产力和人口的高速增长，始终保持了外向性和竞争性，但陈旧的体制和社会生产实际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冲突（特别体现在财政结果上）。在困惑中的官僚士绅们，特别是后来的明清第三帝国最终选择了内向封锁、否定人欲、诉诸道德，最终形成了内向性和非竞争性的政治财政方针，特别是在乾隆开疆拓土、“功德圆满”后到达顶峰。
客观看待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转化的历史，庞大的帝国统治难以深入到经济社会运行末端，也难以通过技术性分工和专业性数字管理达到全局统筹的目的，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自唐末开始的北方政权压力过于紧迫。在元朝统一前，黄河以北甚至淮河以北地区已经在北方政权和文化的统治下经过了数以百年计，如果不是元末农民起义和明朝统一政权的建立，南北方的汉民族几乎将要面临身份认同的断层。这种内外压力必然导致群体困惑，但是地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制约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格局，不可能跳出原有的历史凭空打造一条现代化的路径。
5.2 帝国哲学和意识形态
再说回意识形态问题。黄仁宇在分析陈旧的政治财政体制与社会生产实际之间严重的结构性冲突时，罗列归纳了一系列现象和结果，仍未探究其根本原因，不过提出的部分观点颇具启发性。
从哲学上看，中国古典哲学都试图解决一个终极问题：如何用一套框架让所有的人、事、物及其关联性都能在理论上有所解释，即找到一个有终点的元哲学，这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样试图寻找一个所有哲学起点的元哲学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就好比natural law和law of nature的区别。道生一、心外无我、君权神授，这些理论在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方面有其历史上的进步性，但如果跟进一步追问则能看到它的局限：中国古典哲学不允许有超脱可解释范畴的事物概念。
这种局限来源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目的性。无法解释的存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天”或者道法的那个“自然”是囊括一切、全知全能的。允许有“无法解释的存在”立足的空间，会否定统治的权威，进而打破皇权+士绅的乡村经济联合体统治结构。这种排斥在思想上杀死了“怀疑”，思维空间的增长永远停滞在朴素经验主义层面，即“眼见”才“为实”。在人口和技术水平增长时，思维空间便与真实的经济社会现实产生割裂，有效统治都已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超脱现实去探索无限宇宙（无论是微观原子、宏观天体还是经济社会抽象规律）。
一个庞大的内陆中心国家，西边的喜马拉雅山脉高耸，西北部的沙漠千里，东向南向的辽阔大海和蕞尔小国，以及北方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游牧游猎社会，这个内陆中心帝国除了尽力维持自身的基本稳定生产外，难以寻求其他出路。该问题放到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中依然成立。
5.3 真正的现代化：改革开放
时代在1978年给出了答案，并在1992年进一步明确和深化。改革开放精神，激荡四十年，在近代百年屈辱历史后确定独立自主发展锚点的基础上，从两千年历史长河中第一次跳了出来，在思想上给“不可解释”和“怀疑”开辟了立足的空间，也给探索、践行未知的人留下了值得期待的未来。我们仍处于改革开放早期，难以跳出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去总结当前的历史，但是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意义真正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革，是根本上的思想启蒙，就如同宗教改革打开了欧洲的思维空间。
作为个体在中国如此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发展，要面临的思想困境是难以想象的。实事求是是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