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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最近几轮实际接触地方政府招商工作的过程中，我又回头看了一遍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有一些新的心得。

1 城市竞争的比较优势

除了国家之间经济发展要考量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城市之间的产业竞争同样需要考虑。首先要客观认识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事实形成了发达城市和发展中城市。

以某种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高新材料等上游产业为例。这种产业资本密集型特点明显，技术装备多、投资量大、容纳劳动力少、资金周转较慢、投资效果慢；技术密集型特点同样明显，对大量的、持续的资本投入，以及对口、充沛的人才需求较大。

发展中城市可以凭借前期优惠的招商政策吸引企业落地，但受资源禀赋和薄弱的产业基础限制，政策工具的种类是有限的，无法充分利用各类产业政策工具；其次，发展中城市的产业链基础较差，产业集聚效应不凸显；最后，对位于发展中城市的企业而言，政治换届这类非市场化的因素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尚未成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策调整的风险较小。

另外再纵观总体竞争标准，要充分重视“交易费用”这种宏观抽象却事实影响产业发展效率的因素。

2 制度的局限性

哈耶克认为，制度是自发演化的结果，不应该人为干预。这种观点在当代中国几乎没有扎根的土壤。

就好比有些城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过度补贴，表面上是不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调整产业结构，导致资源浪费和腐败寻租，深层原因在于：尊重客观规律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易懂、不易学、不易做，特别是当技术官僚大规模缺位时。

进一步分析，当权力成为社会等级上升的唯一通道时，“市场长远发展”便很难成为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反而会成为地方政府试图依赖上级从而破格获取更大权力（或保有当前权力）的政治工具。

当这个“上级”人格化时，这类政治工具的即时性特点便会放大，非理性行为便会滋生。

3 从哈耶克范式分析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市场的优越性来自于不完全信息。可以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军工体系新一轮混改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军工央企普遍采用“家长制”的组织体系，包揽了产业上下游几乎所有的生产环节，导致市场分工（内部分工为主）和专业化（受制于官僚体系）不明显，进而加剧了信息的不完整和不对称，急需重建市场化体系。

在军事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以前，这类体系的弊端并不明显。但现在技术越发高新且复杂，上下游产业链规模越来越大，技术专业化也越来越精细，市场化体系的缺失将直接导致技术发展滞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