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哲学简析

按：前期一直在读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的出版著作，五一假期翻阅了赵汀阳公开发表的82篇论文/文章，现对赵汀阳的哲学主张作简析。

1 简要总结

赵汀阳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存在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博弈论、民主治理等方面。

首先哲学方面主要讨论存在论的重叠，创世论，可能性的哲学，否定词的重要性，反思方法论，特别是强调共在存在论，认为存在的意义在于与他人的互动和共在。赵汀阳提到存在不仅仅是being，而是doing，强调行动和创制的重要性。还有关于动词哲学的讨论，主张从创造者视角而非认识者视角来理解存在，这可能对应传统存在论的问题。此外，他强调形而上学的重构，提出历史形而上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可能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更新。否定词作为存在论事件，是人类思想和自由的基础，这个观点在几篇论文里反复出现，是其核心主张之一。

在政治和历史方面，赵汀阳讨论博弈论中的合作可能性，政治作为化解冲突的艺术，提出了“孔子改进”的概念，强调合作均衡的重要性。天下体系理论旨在构建普遍的世界秩序，处理多主体间的政治问题。还有关于箕子的忠告，将传统智慧与现代民主结合，涉及公共决策中的知识加权民主。他提到政治上的初始状态模型和荀子、霍布斯的理论，将哲学与实际问题结合，分析现实政治中的冲突与合作策略。

需要注意的是，赵汀阳多次将中国哲学思想（如《周易》、孔子的仁、箕子的政治理念）与西方哲学（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博弈论）进行融合，这形成了他比较特别的跨文化视角。赵汀阳将中国传统哲学（如儒家、道家、《周易》）与西方理论（存在主义、博弈论、历史哲学）深度融合，构建了一种跨文化的哲学-政治分析框架，重新定义了存在论、方法论与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其思想突破在于以“动词存在论”取代传统本体论，以“共在”优先性解构个体中心主义，并通过博弈论与历史形而上学重塑政治理性的根基。

1.1 哲学方面

存在论与创世论的重叠

存在即行动：主张存在论与创世论的统一，认为人类的存在通过“创制”建立秩序（如制度、观念），而此过程的“作”（行动）是存在论的核心。
共在存在论：提出关系优先于个体存在，强调“共在先于存在”，认为人际互动与心际关系是意义生成的核心。这一理论融合儒家“仁”与道家“道”的思想，批判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单维度局限。

形而上学的重构

历史形而上学：与传统本体论不同，注重追溯历史初始秩序创建点（如否定词的发明），通过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思想基因的演变。
可能性哲学：超越必然性哲学（如逻辑与科学真理），关注可能世界与主体选择，提出可能性是自由与反思的根基，认为存在分歧与冲突源于可能性的开放。

方法论革新

动词哲学：以动态的“动词存在论”替代传统“名词存在论”，主张从“doing”（行动）而非“being”（静态存在）理解世界。
否定词的存在论意义：提出否定词（“不”）是首个哲学词汇，开辟可能性空间，使反思与自由成为可能，进而引发人类社会的冲突与合作问题。

跨文化分析

中西哲学融合：以《周易》的变易哲学与西方现象学、存在主义对话，提出“生生”与“存在”的互补视角，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框架，倡导一种复合的形而上学。

1.2 政治历史方面

博弈论与政治哲学结合

孔子改进：针对帕累托改进的局限，提出合作均衡模型——“若一人获益，则须所有人同时获益”，强调政治应化解敌意，通过“善在”实现普遍利益（如“垂衣裳而天下治”）。
动态博弈模型：综合荀子的群体秩序理论与霍布斯“自然状态”假设，设计内外兼修的初始状态博弈实验，论证合作优于敌对均衡的关键逻辑。

天下体系与世界秩序

跨文明治理理论：以周代的“天下”概念为基础，提出普遍性世界秩序框架（天下体系），强调多主体共存需构建“普遍受惠且普遍无害”的政治原则。
历史形而上学视角：将政治秩序视为“存在论事件”，分析初始状态（如箕子向周武王献策）对后世治理经验的延续性影响。

民主治理的理性设计

“箕子的忠告”与知识加权民主：在《尚书·洪范篇》中揭示古代公共决策中“天算”（如占卜/科学知识）与“人谋”（民主商议）的结合模式，主张现代民主需纳入科学理性以提升决策合法性。
无附加条件的政治实验：反对罗尔斯“无知之幕”等预设，主张在最大范围可能性中探求最优解，认为政治合法性需包容多元策略与风险最小化逻辑。

政治与伦理的重构

苦难哲学：指出现代文明遮蔽的苦难问题应作为存在论起点，强调苦难对抗能力的丧失是文明的根本危机，需通过反思重构历史叙事的伦理根基。
后现代批判与理想主义修正：质疑启蒙理性对平等自由的乌托邦想象，提出政治应直面利益的稀缺性与冲突性，通过“共在”机制平衡自由与秩序。

2 公在存在论

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创新之一，旨在突破传统存在论的局限性，从人际互动与共同创造的角度重新理解存在的本质。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重构了存在问题的根基，将哲学焦点从个体转向关系网络，强调人类存在的动态性与共创性。其理论不仅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突破，更为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合作、伦理与冲突提供了哲学框架，展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一思想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价值重建与全球治理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

2.1 理论基础：共在先于存在

对传统存在论的批判
赵汀阳认为传统存在论（如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本身”或笛卡尔的“我思”）过于关注孤立个体的存在，忽视了人的本质是关系性的共存。传统哲学中“存在”（to be）被静态化，无法解释人类动态的创造性活动（创世论）。
共在的核心命题

共在定义：存在不再是孤立的个体状态，而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实现的“共在”（coexistence）。共在并非存在的结果，而是存在的前提，“共在先于存在”（coexistence precedes existence）。
行动为本：引入“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的命题，强调行动（做事）而非反思（我思）是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需通过与他人共同“创世”（即建立秩序、文化与历史）实现。

2.2 理论创新：动态性与创世论

存在与创世的统一

赵汀阳将存在论与创世论结合，主张人类存在的本质是创造性的。物的世界遵循自然法则，而事的世界（人类生活）由人的行动建构，其秩序是动态的共创过程。例如：

“作”的历史性：在《周易》启发下，赵汀阳强调“作”（创造）是存在之源。人类通过创造文化、制度与关系，间接定义自身存在。

可能性与未来导向

否定词的哲学意义：否定词（如“不”）的发明开启了对可能性的反思，使人类打破必然性束缚，进入自由选择的状态。共在的存在论需处理未来导向的多元可能性。
“孔子改进”策略：基于互惠原则的“和谐共在”，提出个体利益最大化须通过共享利益与互惠关系实现，而非零和博弈。这超越帕累托改进，强调共同福利的全面提升。

2.3 现实意义：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应用

伦理维度：以“人义”代替“人权”

通过“仁义”建立恩义循环的伦理关系，如《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所示。伦理价值不依赖先验规范，而在共在关系中生成。例如，信任、合作等共享利益的实现需以“他人在场”为前提。

政治哲学：最优共在原则

无人被排挤原则：任何存在方式需保障所有参与者的在场有效性，拒绝单边霸权或排斥机制。例如，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来自普适受益，而非多数强制。
普遍模仿检验：通过理性博弈验证共在策略的稳定性，如和谐策略需经得起群体模仿而不导致自反性伤害。

存在的高贵化

赵汀阳指出，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超越个体生命价值的共同事业（如正义、真理）。个人通过投身此类事业实现存在的“高贵化”，如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

3 天下体系理论

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建构，旨在回应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困境，尤其是超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局限。该理论以中国传统“天下”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世界政治哲学框架。天下体系理论不仅是政治哲学的创新尝试，更是中国思想参与全球治理话语建构的重要努力，其能否转化为现实秩序仍有待验证，但其对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挑战已引发广泛讨论。

3.1 核心原则

世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World）

天下无外：将世界视为一个内部统一的政治经济系统，消除外部性导致的冲突。传统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被转化为系统内部的治理问题，所有事务在“天下”框架内解决。这种思维承袭了中国古代“兼容并包”的文化逻辑，主张不存在不可调和的“他者”，从而避免国家间对立。
鲁棒性（Robustness）：通过制度设计使系统具备抗冲突能力，例如将外部挑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转化为内部合作议题。

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

优先于个体理性：主张“共在存在论”，即共在优先于个体存在。人类生存需以相互安全为前提，因此协调关系的理性（如最小化互相伤害）应优先于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动态互动：拒绝静态霸权或零和博弈，强调行为体在互动中动态调整策略，维持关系的可持续性。

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

定义：任何个体的利益改进必须以全体的同时改进为条件，即“一人得利当且仅当人人得利”。

超越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允许部分人获益而他人不受损，但可能加剧不平等；孔子改进要求普遍受益，确保公正性，为合作秩序提供道德基础。

3.2 理论背景和哲学基础

亨廷顿认为文明差异不可调和，冲突必然发生；天下体系则认为文明多样性可通过“关系理性”整合为互补资源，而非对抗变量。康德的“永久和平”以自由国家联盟为前提，忽视非西方文明的参与需求，天下体系则提出容纳多元价值的普遍框架，避免西方中心主义。

哲学基础包括：

共在存在论：存在以共在为前提，个体无法脱离他者定义自身。这一思想脱胎于儒家“仁”（人与人的共在关联）与道家“自然”（万物共生）的传统。
创世论与存在论的统一：人类通过创造秩序（而非被动接受自然秩序）定义自身存在，天下体系本质上是“人的创世论”，将历史性视为存在的核心。

3.3 与传统国际理论的差异

不同于现实主义：拒绝权力政治逻辑，强调合作而非制衡。
不同于自由主义：不依赖普世价值推广，主张通过关系理性生成动态共识。
方法论特色：提出综合经验与规范、历史与实践的“新百科全书”思维，试图超越西方主客二分传统。

4 历史观

赵汀阳的历史观深刻融合了存在论与创世论，强调人类通过创造性活动塑造历史的核心作用。这种历史观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必然性框架，将历史视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动态展开。通过存在论与创世论的融合，他揭示了历史的核心矛盾：人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双重性要求人在开放的可能性中承担伦理责任，通过理性与博弈不断重塑文明的未来路径。

历史作为创世论与存在论的统一

赵汀阳认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本质上是历史性的。与被动接受既定世界不同，人通过“作”（创世行为）主动构建秩序，如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和文化结构。这种创造性活动不仅是历史的本源，也是人定义自身存在的方式（《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

存在即创造：历史并非静态延续，而是由人的创世行为（如尧舜的治世、周礼的建立）推动的。每一次秩序革新都是历史的“存在论事件”，标志着人类存在的新可能。

历史的未定性与未来开放性

历史并非必然的逻辑展开，而是可能性选择的结果。赵汀阳以博弈论为例，指出历史由无数未决的博弈可能性构成，每一个决策（如合作或对抗）都在塑造历史的路径（《冲突、合作与和谐的博弈哲学》）。未来是“尚未被创造的可能性”，人的行动不断重新定义历史的方向。

未完成性：历史如同开放的文本，始终处于“创作中”。人的存在既受历史影响，又通过创世行为挣脱历史的束缚，赋予未来新的意义（《存在的哲学蕴含与现实意义》）。

理性与传统在历史中的交互

赵汀阳通过“箕子的忠告”隐喻历史决策的复杂性。他认为，理想的历史决策应结合“人谋”（民主商议）与“天意”（权威知识/科学），将民意与理性加权。在现代语境中，这体现为民主制度需与科学知识结合，以避免非理性风险（《箕子的忠告》）。

递归的历史溯源：他主张通过“知识考古学”追溯秩序创建的初始状态（如《周易》的“圣人作卦”），从本源问题理解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关于形而上学的评论》）。

历史的伦理责任

赵汀阳强调，历史的创世性要求人对自身行为负责。每一代人不只是继承历史，更需通过**“共在”关系**（人际、心际互动）重新构建伦理和政治秩序。例如，他在《坏世界研究》中指出，历史的困境（如战争、冲突）需通过合作与“孔子改进”（普遍利益优化）来化解。

5 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

赵汀阳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贯穿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关切，尤其体现在对主体性思维、人类存在边界与文明风险的深刻反思中。赵汀阳的主要观点在于：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终极拷问。唯有将技术伦理置于存在论的反思地基上，方能避免“以自由之名终结自由”的现代性悲剧。

5.1 主体性思维的致命陷阱

自造人逻辑的悖论

赵汀阳指出，现代主体性思维将“人”神话为神化的创造者，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在逻辑上是主体性思维的极端延伸。人类试图通过技术改造自身存在，如创造“超级人类”或“超级智能”，这种“自造人”的梦想暗含对自然秩序的僭越。他认为，这种不受约束的创造冲动源于笛卡儿以来“主体为世界立法”的哲学预设，但主体性的绝对化最终将导致反奴役的再奴役——人类被自己创造的技术体系重新定义和支配。

技术反噬的风险结构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技术系统逐渐脱离人类的控制意图，形成自主性权势。赵汀阳以资本与技术的同盟为例，指出超人类主义的技术乌托邦可能导向“存在的可能之死”：当技术的非理性发展突破人类存在的先验界限（如永生技术或意识上传），人类将面临存在论危机——技术不再是工具，而成为重构人类本体的力量，最终以“绝对自由”终结自由。

5.2 人工智能的哲学限度

两难困境与人的不可还原性

赵汀阳强调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在于处理矛盾性两难（如自由与责任、善与恶的共存），而人工智能基于逻辑系统的决策模式无法应对价值的非排序性。例如，“电车难题”的不可解性恰凸显人类伦理判断的悖论特质，而AI的算法优化实质是对复杂伦理关系的降维简化，注定陷入逻辑与经验的双重困境。

无穷性的人学意义

在《第一个哲学词汇》中，他论证否定词“不”的发明开启了对可能性的思考，而AI的符号系统受制于“是”的确定性逻辑。AI虽能处理有限可能性（如博弈树的穷举），却无法真正触及思想的无穷性——人类通过“不”构建的反思性、递归性思维超越线性逻辑，形成对存在本身的诘问，这正是机器无法模拟的“自由思想的硬度”。

5.3 文明的整体性危机

系统的去意义化

赵汀阳忧心资本—技术同盟将一切价值纳入功能化框架，导致生活的“去意义”。AI主导的效率崇拜消解人类经验的具体性（如艺术的情感厚度、伦理的情境依存），将多元文化压缩为数据模型，最终制造“无菌化的精神荒漠”。

大政治的失能

在圆桌会议讨论中，他借用尼采“大政治”概念，指出全球技术治理缺乏有效的价值共商机制。AI的全球化应用加剧文明冲突而非和解，如算法偏见固化文化霸权，智能武器系统升级暴力形式。若无哲学层面的存在论重构，技术发展将陷入“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的恶性循环。

5.4 救赎的可能性

赵汀阳并未提供具体方案，但其哲学框架暗示可能路径：

孔子改进的伦理重建：超越帕累托改进的单向利益最大化，强调“共在存在论”下的普遍受惠原则——任何技术改进必须同时增进所有参与者（包括未来世代与自然）的存在条件。
复魅有限性：在《形而上学评论》中，他呼吁重审“有限的无穷性”（如人类思维的递归能力），将技术发展锚定在承认人类存在脆弱性的基础上，拒绝技术超验主义的狂妄。

6 一篇有趣的文章——《历史·山水·渔樵》

赵汀阳在《历史·山水·渔樵》中探讨了中国文化中历史性、自然性与超越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通过三个核心意象——“历史”“山水”“渔樵”——建构起一种中国思想特有的辩证体系。赵汀阳的这一理论延续了他对“中国哲学当代重构”的关注，试图从传统意象中开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资源，同时也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赵汀阳在该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内容更为详细的图书，推荐阅读。

6.1 三者的辩证关系

历史的形而上学意义

历史不仅是事件的记载，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根基。赵汀阳认为，中国文明以历史为核心，通过历史叙事构建意义体系，体现了“无神论却有超越性”的特质。他提出，历史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存在论密码：历史的兴衰更替（天道）被渔樵转化为一种超越性追问，形成“历史即天道的演示”的思维模式。历史因此既是俗世的经验记录，也是天人关系的媒介。

山水的“在地超越性”

山水被赋予形而上意义，是自然与精神的双重载体。不同于西方的“自然”概念，中国山水并非纯粹客体，而是“道”的显现，既承载玄思（如道家山水），也寄托伦理寄托（如儒家山水）。山水提供了一种“在地超越性”，即世俗生活中的超越维度。渔樵作为山水间的隐者，通过观察自然领悟天道，使山水的自然秩序成为历史兴亡的隐喻。

渔樵作为历史阐释者

渔樵是沟通历史与山水的关键角色。他们身处江湖之远，以超然姿态旁观历史，通过“闲谈”消解政治正统性的绝对权威，构建了一种民间历史叙事。渔樵的“对话模式”象征中国式的智慧：不谈绝对真理，而是在历史与山水的互动中寻求动态平衡。他们的闲谈既是历史的解构（如《三国演义》开篇词中“是非成败转头空”），也是对永恒天道的直观。

三者的辩证关系

历史-山水-渔樵形成互文系统：历史通过山水显现天道，山水通过历史获得意义，渔樵则作为解释者连接二者。这种结构呈现出中国思想“并不追求终极答案，而是在循环往复中寻找当下智慧”的特质。突破西方存在论框架：赵汀阳强调，这种动态交织的关系抗衡了西方“存在/本质”二分的形而上学，展现了中国哲学“将时间性、自然性与超越性融贯一体”的独特存在论模式。

现实启示

通过这一体系，赵汀阳试图为现代人重构一种“非宗教的超越性”，即在历史经验和自然体认中安顿精神，避免陷入虚无主义或绝对主义的极端。

6.2 中国文化中历史性、自然性与超越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三位一体的意象结构：历史、山水与渔樵的互证循环

历史作为天道的人间显影。中国哲学的超越性不通过宗教化的"绝对外在"体现，而是以历史为天道的承载方式。不同于《左传》"天道远，人道迩"的割裂，历史被赋予"透显天道"的功能，年度更迭与朝代兴替均成为天道的动态投射。
山水作为在地超越性的空间载体。自然山水并非单纯景观，而是被建构为"在地的形而上之境"。这种超越性既不脱离物质存在，又保持对世俗政治的疏离，在自然秩序中重构天人的时空关联，形成"即世而超世"的辩证形态。
渔樵作为永恒的解码者。渔樵从普通生计角色升华为"历史哲学家"，通过山水理解天道，以民间叙事持续解码历史。其"既在场又隐逸"的双重视角，使历史回响在超越维度与世俗经验之间，形成"议论历史而溯及天道"的独特认知路径。

中国式的内在超越模式

否定宗教化外在超越。通过与西方一神论传统的对比，赵汀阳强调中国无需借助位格神实现超越。天道在历史进程中的展开，打破了"神圣启示/世俗存在"的二分，形成"不即不离"的内在超越模式。
自然与历史的辩证融合。山水作为意义发生场域，将时空建构为天地人互动的本体论框架。历史在山水意境中获得形上品质，自然在历史叙事中被赋予道义向度，二者在渔樵的言说中达成动态平衡。

时间性的多维重构

三维时间秩序的交织：
历史时间（线性朝代更替）
自然时间（循环的天道运行）
精神时间（渔樵的超越性解读）
三者共同构成的时间拓扑，使"究天人之际"的历史意识获得立体深度。
永恒在场的叩问机制。通过"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永恒观察者视角，具体历史事件被纳入存在的终极追问，形成"变易中求不易"的哲学智慧。

文明的自我解释系统

这种"历史—山水—渔樵"的意象群构成自足的隐喻体系：

历史：操作的场域
山水：意义的来源
渔樵：解释的主体

三者形成互为中心的认知网络，完成对文明本质的非概念化诠释，开辟出不同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另类智慧范式。这种解读突破了中国哲学"内在超越说"的单一框架，通过重构历史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中华文明特有的人文理性形态——既不僭越自然的必然性，又在对历史的省察中实现精神超越。

6.3 “意向群”研究方法

赵汀阳的“意象群”研究方法主张理解中国思想需放弃单一线性的逻辑还原，转向对意象网络动态意义的阐释。这种方法不仅更贴近中国哲学的历史实践（如《周易》“观物取象”的传统），也为全球化时代重构本土思想话语提供了方法论范例——在发掘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保持对普遍问题的开放性。

突破西方概念分析的局限

从“概念”到“意象”：中国思想的表达方式不同于西方以逻辑定义为主导的“概念”体系，而是以“意象”为基本单位（如“山水”“渔樵”“历史”）。这些意象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相互关联、动态演化的意义网络。
整体性与互动性：中国思想的抽象范畴（如“道”）往往通过意象群的互动关系展现，而非借助形式逻辑的种属分类。意象群方法强调意象之间的互相投射、共生关系，更贴近中国思想的整体主义特征。

重新定位中国思想的超越性

在地超越性：通过分析“山水”这一意象，赵汀阳揭示了中国式的超越性并非脱离现实的玄思，而是通过对自然秩序的体悟实现“在地超越”。“山水”既是形而下之自然，又是形而上之道的具体化，体现了中国思想中现象与本体的合一。
历史与超越的呼应：渔樵通过谈论历史“参赞天道”，将历史性、世俗性与超越性勾连。这种对历史的“无休谈论”并非单纯的史实考据，而是通过意象的循环互证（历史—山水—渔樵）呈现人参与天道的方式，启示中国思想中历史观的哲学意涵。

方法的实践性与动态性

意义生成的动态路径：意象群方法重视意义的生成过程而非固定结论。例如，“山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然属性的定义，更在于其与“渔樵”行动的互动（渔樵“识山水”）、与历史叙事的交织（历史通过山水呈现命运感）。
从静观到行动：传统哲学常以静观方式分析概念，而意象群方法揭示中国思想更关注实践中的动态关系（如“渔樵”作为行动者如何通过劳作和言说参与历史意义的建构）。

中西思想对话的可能性

非对抗性融合：意象群方法既不否定西方概念分析的价值，也不囿于其框架，而是基于中国思想自身的表达逻辑开发方法论（如“生生”“中道”的思维方式）。这为中西哲学的平等对话提供了新路径。
破解本质主义误解：西方哲学常以“本质/现象”二元论解读中国思想，而意象群方法表明，中国思想的“本质”正蕴含于意象关系的演变中，无需抽象本体的预设。

8 关于第一哲学

赵汀阳关于“第一哲学”的论述突破了传统存在论框架，融合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想，形成了以“创世存在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这不仅是理论革命，更指向现实的伦理与政治革新。他强调存在的核心在于“作”——通过创造更合理的秩序（“天下”理想），在有限性中追求无限可能。这种思想既回应了现代性困境，也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

存在论与创世论的重叠

赵汀阳认为，传统存在论仅关注“存在”概念，但未能触及人类存在的本质——创世性。在他看来，存在论必须同时是创世论：

存在的动态性：人类存在并非被动接受既定秩序，而是通过创造性活动建构意义。如他所述：“存在与创世是一而二的，一种能够反思存在本真性的存在论必定同时是一种创世论。”[《存在》专题讨论]这里的“创世”非神学概念，而是人类通过实践不断创造秩序的“作”（如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等）。
本源作为“作”的起点：形而上学应关注“初始状态”或“临界点”，即人类创造历史的“作”（如语言、逻辑的创制），而非抽象的存在本身。[《形而上学评论]

动词哲学与“存在即做事”

赵汀阳批判传统哲学以名词为中心的静态思维，提出以动词为核心的存在论：

动态的存在观：存在不是“being”（存在），而是“facio”（行动、制作）。他强调“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存在通过行动实现自身，如制度、知识的创造。[《动词存在论》]
“共在存在论”：人类存在本质上是互动的“共在”（co-being）。他人不仅是伦理对象，更是建构存在的必要条件：“命运是人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就是命运之所在。”[《共在存在论》]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共在的互惠性。

否定词作为哲学起点与可能性的开启

赵汀阳突破语言哲学维度，赋予否定词“不”以存在论意义：

否定词的革命性：“不”的发明使人类超越必然性，开启可能性与自由选择，形成反思性和动态秩序。这是思想史上首个存在论事件。[《第一个哲学词汇》]
可能性的优先性：未来由可能性构成，存在的意义来自对可能性的选择。传统哲学追问必然性，而赵汀阳认为哲学应关注“未来性”，即如何在分叉的时间中选择更合理的存在方式。

方法论的实践转向

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路径不同，赵汀阳提出方法论的在先性：

实践的形而上：“看法必须落实为做法”，哲学应从“创作”行动中寻找本源。例如，《周易》的“作”体现秩序的动态生成，而非预设本质。[《孔子改进》博弈论]
递归溯源法：通过追问存在的递归路径（每个历史事件对后续的存在影响），接近本源的真谛，而非假设绝对起点。[《形而上学评论]

9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赵汀阳的“神性”中国图景是非宗教化的内在超越，其核心在于通过实践（历史行动、关系建构、动态选择）在现世中实现价值与秩序的自洽。这种路径既不依赖外在神明，也不追求绝对理念，而是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以“共在”为起点重构意义的生成机制。这为回应现代性危机（如技术异化、意义虚无）提供了独特的中国式方案。

9.1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简析

赵汀阳此前单独出版过图书《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是一部从哲学视角解读中国文明本质的跨学科著作。全书以“漩涡模式”为核心理论，试图揭示中国如何从历史偶然性中生长为具有必然性的统一实体。

核心理论：中国历史的“旋涡模式”

赵汀阳提出，中国文明的生长方式类似于一个“向心旋涡”：

动力机制：中原地区凭借优越的物质条件（如地理中心、农业资源）与精神资源（如礼制、文字、哲学），形成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将周边族群、文化逐步卷入并融合。
动态过程：这种融合并非单向征服，而是通过“逐鹿游戏”（权力博弈）和“合作理性”实现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最终形成“内含天下”的大一统格局。
历史结果：中国通过持续的文化整合，从夏商周的“三代”文明演变为秦汉以来兼具国家性与天下性的超大规模实体。

中国作为“神性概念”的诠释

书中强调，“中国”不仅是地理或政治概念，更具有神学意义：

“中的国”与正统性：中国概念源于“地中”的神圣隐喻，象征天命所归的“中央之邦”，与“四方”构成秩序化的宇宙观（如“天下”体系）。
与一神教的对比：不同于西方一神教的排他性，中国信仰具有“多元共存”特性（如儒释道并行、祖先崇拜与自然神信仰交织），这种“不诚”实为包容性的文化实践。
利玛窦的困惑：明末传教士发现儒家道德与基督教相似，但难以接受中国“混合信仰”，根源在于中国思维方式与宗教态度的差异。

历史生长：从偶然到必然的逻辑

早期文明的奠基：夏商周时期，中原通过“巫术—礼制”转型，建立以“孝”为核心的合作理性文化架构，为统一奠定基础。
大一统的生成：秦汉以降，中原的“精神资源博弈”（如文字、官僚体系、科举制度）强化了向心力，使中国成为“自我复制的超稳定系统”。
连续性的密码：中国文明通过“经史一体”的叙事，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存在论原则，形成“通变历史观”，使分裂与统一构成循环而非断裂。

哲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综合文本”

赵汀阳突破传统历史学或哲学的单一框架，采用以下方法：

存在论视角：将中国视为“生长着的存在”，强调其动态性而非静态实体。
博弈论分析：用奥尔森的国家理论解释中原为何成为权力博弈的中心，以及“逐鹿游戏”如何推动文化融合。
比较文明研究：对比中西文明路径（如中国“巫到礼”的渐进转型 vs. 欧洲“神权—王权”对抗），揭示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9.2 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的超越性

结合上述图书和其他相关论文来看，赵汀阳主张一种非一神论的、基于历史与实践的“神性”概念框架。

超越性的内在化与分离性

赵汀阳认为，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并非如西方一神论依赖外在的神圣本体（如上帝），而是表现为本体与现象的分离。传统思想中的“天”是模糊的超越性根源，但并未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天道远，人道迩”），其超越性通过“在地化”的历史实践体现。例如，山水的自然性与渔樵对历史的叙事成为超越性的具象载体，形成“天—地—人”的动态平衡，超越性通过历史活动（如政治、伦理实践）间接传达。

实践创生的存在论

赵汀阳提出“共在存在论”，认为人通过“做事”（实践）创造存在的意义，存在必须置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共在”）。这种存在论强调人际关系与历史行动对价值的构建，如“天下体系”以普遍秩序为目标，主张共同利益优于个体霸权。他在政治哲学中提出“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认为真正的善治需符合“所有人利益共同提升”的原则，优于西方的“帕累托改进”。

变易的可能性与否定性起点

受《周易》启发，赵汀阳认为中国思想的核心是可能性哲学，而非西方形而上学式的必然性追求。他批判传统本体论（如“存在即存在”的重言式），主张从“存在”转向“创造”（facio），即人通过否定与选择定义自身及世界的发展路径。他强调“否定词”的哲学奠基性，认为否定开启了可能性的思维方式，推动思想从封闭的必然性转向开放的未来性，如《道德经》“道可道”拒绝僵化规范，推崇基于自然动态的灵活实践。

历史理性与神圣性

赵汀阳指出，中国思想的神圣性体现为对历史理性的信任。历史的合法性通过长时段的公共承认（如渔樵对历史叙事的持久讨论）确立，圣贤的实践智慧（如禹治水、儒家礼制）成为“在地超越性”的依据。

对西方绝对真理的反思

他认为，一神论或绝对理念论（如柏拉图、康德）隐含对完美外在真理的预设，但中国思想通过动态的可能性规避了这种独断论。例如，《老子》“道法自然”蕴含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拒绝用固定规范限定世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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