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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一年来看了三遍周雪光早年写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想法，在这里做个简要的汇总。

1 中国的政治特点和内在文化

1.1 人缘化特点

目前中国政治环境和官僚体系的制度不断正式化，给职业官僚的发展前景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行政实践中伴生了行政人缘化这个特点，作为职业官僚应对不确定风险的手段。这是书中的观点。

进一步看，这种组织行为与组织规模的大小关系不是很大，也不单是历史和文化惯性的问题，要从政治和行政的本质上区分两者的差异。政治行为的本质是决定利益的分配，而行政行为则是创造和保护利益的发展，两者的区别可以用“官”和“吏”的概念来理解。但在实践中，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是紧密相关的。

人事权和单纯的事权也存在本质的区别，或者说实践中不存在单纯的事权，这也导致了不存在绝对理性的制度化。再回过来看书中的观点，作为风险对冲的手段，行政人缘化可能不是中国政治环境的结果，而是在逐渐制度化后形成了强烈对比所以问题看上去比较突出，事实上人缘化这个特点始终客观存在。

除非人事权在组织内部客观消失，交由外部力量行使。

1.2 下级行政行为偏离特点

卡里斯玛型组织的重要特点是向上负责制，和理性组织中的常规权力约束制度是天然冲突的。而在当前中国的行政体系中两种同时存在，一方面要向上负责，同时在执行中又要面临刚性制度的行为约束，由于上级在作出决策时存在信息把握不全面等问题，下级又难以调整上级决策，具体的执行过程必然无法和上级意志保持统一。

从上级作出决策，到下级的落实过程和结果，这个空间里客观存在着行政行为的“偏离因子”，这个因子必然大于1，而且在上级和下级两个层面都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变量。

1.3 党政双轨制的纠偏效果

目前实行的制度是在行政组织中同时存在党的组织和行政集体，同时确保党的组织拥有人事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利。

书中提到，各级组织在具体行政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共谋”现象，歪曲甚至对抗上级意志。在党政双轨制的体系中，党组织本身的垂直领导和政治教化等特点，保证了党组织上下级之间的意志贯彻效率。而当前在各领域不断加强的党的领导，本质上是在各级组织中重新强调党相对于行政集体的决策权力，同时可以有效地将行政偏离行为从政治层面定性，从而高规格限制行政行为的范围，进而将行政灵活度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要特别注意，这种纠偏行为并不是从技术业务层面出发的。

党政双轨制能够有效纠偏的原因不仅是并行设置了一个决策力量，深层根源还是充分利用了党组织在横向和纵向上的信息管理优势和政治合法性基础。

1.4 技术专业化的缺失

书中提到，为了政治上紧急动员的有效实施，政府通常科室边界不清晰，分工程度低，闲置资源居多，官员的可替换性较强。从这个角度看，整个行政体系缺乏专业化，技术官僚在行政体系內的比重和话语权也很低。换个新的角度去想，企业组织就不要轻易地学习这种行政体制了，虽然当下很多企业免不了被官僚文化影响。

企业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分工和流程化制度化合作，与行政体系的政治目标是不一样的。但是，大规模、超大规模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引进这种体系，特别是党政双轨制的体系，可能反而可以解决由于规模扩张带来的组织低效问题。但在中国的商业实践中我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案例，所谓的HRBP制度或者阿里巴巴的政委制度都是有形无实。

2 国家治理的客观周期性

书中提到了一个比较老的观点：组织的注意力特别是主要决策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是稀缺资源。

客观上看政府的执政或治理观念，长期的底层逻辑和周期性的重点方向是共存的。长期底层逻辑更能体现客观规律和发展共识，而周期性趋势则更多是体现主要决策者的人格意志，同时受行政级别、个人履历、政治派系、进步诉求等复杂因素影响。

同时也要区分个人意志和实际环境的矛盾。个人在工作中可支配和影响的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例如经济招商领域，市场本身就是有限的。这会限制个人意志的倾向，但是个人意志的期望总是会超出实际情况。

此外，书中提到了“集体不作为”的政治概念，当前的生育意愿低下问题便是典型的集体不作为行为。这种不作为明确表达了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主体人群对房价高企、个人发展空间受限、教育成本过高、家庭时间被挤压等问题的忧虑和消极期望，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典型矛盾的集中体现。

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定义好这些问题，比如高房价是改革开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急病缓医；工时过长是市场经济后发驱动和国际竞争压力下的发展阶段问题，可以随着国家不断发展来解决；教育问题则是社会和行政行为出现了偏差的现实可纠偏问题，可以通过行政禁令立刻解决。除此之外，其他类似性质的问题都能用国家制度逻辑来理解并推演，在人民和国家紧密关联的社会中，上述普遍矛盾都会也终将由国家权力来解决，区别在于时间、手段、方法和激烈程度。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治理逻辑体现了松紧结合并动态变化的特点，要准确把握并深刻认知这种变化的过程，以及自己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3 城市社区的治理矛盾

从上海疫情防控的组织问题来观察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可以发现很多深层的矛盾。

社区对居民实施的强制行为，事实上将城市社区等同于了村集体，然而又存在本质的区别：

• 社区居民普遍缺乏村民的集体参与意识，松散的社会交往基础又导致所谓的市民心态难以在短时间内调整适应这种集体强制环境；
• 社区组织和管理水平在多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已然退化，特别是群众工作能力，或者说是基层组织能力；
• 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行为中，“物业”这样一个中间委托角色的定位比较模糊，导致本该高效贯彻的集体意志在中间环节缺失了强约束和行为纠偏制度，同时还产生了“共谋”甚至逆约束现象。

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社区基层的治理压力相对就越大，本质上看，城市化和社区行政化集体管理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在缺乏乡村宗族纽带和血缘交际基础的前提下，由于民众普遍低下的政治素质，客观上为社区这种基层自治组织（在国家行政体系中并不直接管理）赋予了国家机关和公权力代表的属性；同时社区在事实上的官僚作风又加剧了城市化和社区行政化集体管理的矛盾。

4 新时代的政治命题

当前的政治生态已经初步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官僚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人格化的，但这种人格化在具体的事务中又不得不受到制度化的约束。这其中的矛盾、逻辑和文化特点就变得更加微妙。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便是：在保证党权稳定并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效率。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命题，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理解新思想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从党政角度考虑。

从组织制度层面入手回答这样一个时代命题是必要的，也是现实可行的，政治再次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历史趋势。

在这样一个时代命题的压力下，值得去深入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矛盾和关系。地方政府以往的竞争行为可能会产生剧烈的变化，中央在经济调控中的角色也可能从宏观走向具体。要特别重视数据和信息技术这两类特殊的生产要素，它们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生产行为，能够直接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调整甚至重塑，在政治上也为中央政府进一步解决各级地方政府的组织效率问题提供了现实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