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制历史的起源
按：近期略读了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一书，本书以宏观历史的视角将中国历史从商周到改革开放作了简述，其中包含帝制权力结构、税收问题、农村问题几条主线，并将秦汉、唐宋、明清定义为中华第一、第二、第三帝国，详细分析了每个帝国阶段的特点和问题。本文仅对秦汉等帝制起源阶段的部分思考作总结，魏晋至明清的历史留待往后分析。
1 宏观历史视角
要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原生民族集体的帝制历史（或者说封建历史），首先要从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两个基本点出发，然后延伸到政治组织、经济制度、军事、外交等方面。其中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变化、重大地形变化、基本作物和农业条件，意识形态则是从西周延续下来的宗法制、秦汉时期形成并成理论建制的儒法，以及上述两者从政治组织出发以道德纪律作为基本框架从而实行有效统治的关系。
以上是黄仁宇的看法，重在现实实证分析和经济辩证分析，但似乎缺少了哲学领域的思考。在我看来中国语言的研究也必不可少，不仅仅是象形表意与民族融合、文明通话、地域团结治理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语言在缺少前置辞、联系辞和时态等基本语法要素导致的抽象空间的缺失，以及进而引发的研究事物基本规律的缺失，这一点虽同时有封建帝制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哲学根源似乎可以在语言学中找到答案。
这三个方面是中国所有进步和问题的根源，并由此产生了“皇帝-士绅”共治的权力结构、耕战体系、大一统文化、农耕经济基础等一系列历史现象，并在沿袭和变动中谱写了两千余年的诸多故事。
2 祖先崇拜
“述史”与“祭祖”在中国历史中是统一的，“六经皆史”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周代商后，意识形态已由万物皆灵的自然崇拜转变为祖先崇拜，这时的类宗教意识还未像秦汉时期那样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追溯其源头也有可能是西周带有明显部落文化特点的习俗。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由祖先崇拜衍生出的“绵延宗嗣”，以及当时西安周边的地理环境确保了当时的生产效率：人口的稳定增长，以及符合原始耕种条件的稳定农作。
工业革命以前，中国长期的经济（农业）发展需要持续稳定的时间和环境，并且与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正相关，因此历史选择了满足这个方向的意识形态、社会伦理以及政治组织。
当这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书作中追溯到源头的周文王、孔孟等人时，可以发现这些经史在本质上与《圣经》并无区别，只不过同样是造神运动，欧洲选择了超验神，而我们创造了一批经验神。
3 纪律和法律
一套以儒家道德伦理作为纪律的政治框架，标志着秦汉初期中国在政治上的早熟。为何法家未能主导，这其中纪律和法律又有何区别。首先要明确，中国帝制历史中具有明确条目及标准的法律，大多以军事刑法为背景，而我们容易代入现代国家视角去作资本主义法律框架的对比分析，这是重大错误。
因此可以先作定义，所谓法律，即为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在以货币管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具有明确数字标准，具备全套司法执行手段的，对象之间平等套用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则体系。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中国的帝制历史选择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力低下的现实，以及治水、战争等公共事务的重要性需要广泛高效的组织手段，要想在幅员辽阔、情况各异的统治区域内实现这一点，历代帝制政权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数字统计、会计制度、商业服务、通信交通等），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放弃效率质量而追求整体上的最优均衡，即在广大的统治区域内使用一套不那么标准的道德纪律从而扩大基本有效的行政基数。而在这个过程中，帝制政权难免要将末端的诸项权力授权给士绅宗族，其合法性正是来自于可以模糊解释的道德纪律。
在当时的条件下，秦始皇和李斯想要用一整套法家条目控制帝国运行的企图明显与下层社会经济的运作现实相脱离。事实上，所谓的农村团结、宗法制、伦理纲常等纪律也是汉朝初期在妥协和反思中逐渐形成的，被政权和地方上的士绅宗族共同认可。
如果我们再用现代资本主义的视角去反思纪律和法律的关系就略显可悲，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大部分内容与资本主义的产生条件完全相反，集体上的均衡性排斥生产力的独立和解放，也拒绝广泛的功利理性，其对幸福的定义是“稳定优先”和“集体最低程度的幸福”，而非效率优先和个人最大幸福。
4 儒教的现实基础
中国历代帝制政权选择儒教作为统治手段，固然有上述原因，但这些政权的本质是一个大农村集体，需要协调组织其治下庞大、分散、独立又情况各异的农村集体。适合原始耕种工具的纤细黄土地、纵贯黄土地的黄河、十五英寸等雨线等因素决定了这块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农村社会结构，而在以农村为单元的社会集体中只有以情感家庭或等效关系为纽带才能持续稳定存在（在精细治理技术尚未出现之前）。
儒家伦理的天地君亲师中，天地给予了基本自然规则模范和现实耕作条件，统治阶层实施大范围的组织协调和安全保护等行为，家庭宗族给予身份和最低限度的保障。其中“师”的伦理是在规范职业官僚体系，所谓的学习并不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而是以从仕为目的，事实上在历代政权中读书也只能做官。“师”规范了帝制社会最后一块关系，即有学识之人（官僚）地位高于无知之人（农民），先官高于后官，赋予了这套以意识形态（而非技术）作为统治基础的官僚体系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5 秦史
研究秦史是有趣的，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诸多军事行动给后世政权带来的经验教训，商鞅变法后的耕战国家体系等都值得研究。秦始皇和李斯这对在历史上唯一未用儒教和士绅治国的君臣，其法家思想、军事动员组织、警察权统治体系等一系列创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治理问题，汉朝前中期统治阶层的反思、总结、妥协和变革，都值得用更大规模的历史视角去研究。特别是秦汉之交的社会现实对于儒教的发展、完善、确立是否具有催生之影响，法家的部分思想被汉武帝时期的御制意识形态吸收合并后是怎么套用儒家外衣的等问题。
6 汉史
汉朝值得研究的问题集中在世家大族和土地兼并。汉朝政权崩溃根源便在于土地兼并导致的地方资源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央政权的衰败。事实上历代统一政权的灭亡或多或少都有该因素影响，但汉朝尤其严重。作为中国帝制历史上首个长期存在的大一统政权，汉朝无论是在制度设计、意识形态、管理技术等方面都没有太多参考的样本。
王莽和刘秀父子本质上都是改革者，试图解决从西汉后期就已产生的土地兼并、税收流失和人口流动问题。王莽采用了激烈的对抗手段，而从下层社会运作现实来看并未事先清除世家大族的根基，导致设计和现实严重脱离。刘秀及至东汉采用柔和的共存哲学，试图维持稳定的现状。事实上东汉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并不大，匈奴当时已无法带来成建制的威胁，其施政思路只要保持广大农民最低生活需要即可，但是忽略了世家宗族在农村的地位和影响。这个阶层横亘在中央政权和底层农民之间，在零散、原始的农产品和土地市场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兼并扩张。以当时低下的生产力而言，吃饱饭、有余粮已经是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如遇灾年，或者大宗族的高利盘剥，小自耕农只能放弃“资产”而成为佃农附庸。
最终，汉史在上下糜烂的过程中把世家大族推向了历史舞台。
7 军事
历史上重要的节点通常伴随着战争，目前也有一些作者以历史战争为中心讲述历史（如渤海小吏），重点研究古代战争的行军路线、地理环境、军事决策等方面。本文认为军事历史的视角可以更宏观。
-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暴力手段。分析一场战争要向前追溯政权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现实甚至个人的政治经历及诉求。这种跨度至少要以十年为周期，在一些重要战争的研究中要以百年甚至跨朝代的时间跨度为周期。
- 军制体系。例如将领是怎么任命的，士兵如何招募，后勤物资如何征发，如何组织军事训练，如何产生并施行军事决策，这些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现实基础。
- 战争后的问题也值得研究。战争的政治目的实现了多少，政治诉求是否产生了变化或者进入了新的阶段，战争本身产生的土地、户口、经济、文化影响有多少，军制体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内部政治环境是否受到影响，战争对期间重要历史人物的影响有多少等等。